徐善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断定是非。要鉴定傅抱石的作品，就要对傅抱石有深刻地认识，这种认识愈深刻，认定是非的把握也愈大。就傅抱石的作品而言，至少我们要对傅抱石的生平、艺术活动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有所研究，并对傅抱石一生传世作品的总数及大致分布、流传情况有所了解，这是鉴定的最基本条件。

傅抱石生于1904年，卒于1965年，在其并不算长的六十二年生命中，作品传世的最早年份大约是1923年(癸亥)之后，自号“抱石斋主人”始。1981年金陵书画社出版的《傅抱石画集》开首的山水四条屏，可能是目前存世傅抱石最早的作品。另外，傅抱石1934年(甲戌)留学日本期间，在东京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展出作品约170余件；1935年七月回国，约有五六十件作品留在日本未能带回；1936年(丙子)在江西南昌举办画展，作品约112件；1942年(壬午)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大厦举办了著名的壬午重庆画展，展出作品100件(从140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以后接下去1943年(癸未)罗时宁受傅抱石委托，在宁夏银川为傅抱石举办画展；1944年(甲申)又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连续举办画展；1946年(丙戌)、1947年(丁亥)、1948年(戊子)又分别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1947年在上海中国艺苑的画展展出的作品约有180多件。

据粗略统计，1949年以前，傅抱石举办的大小展览不下十次，问世作品至少在千件以上，作品去向大部分为当时的各国外交使节、外国友人、国内收藏家和当时政界、文化界要人等所收藏。1949年以后，傅抱石虽工作繁忙，但创作不减，就当时出版的《写生画集》便不下五种之多；除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长沙、韶山、杭州、浙江写生之外，还带领江苏画家举行了轰动全国的二万三千里写生，以及被其称为“兹游壮绝冠平生”的东北写生，1961年(辛丑)还在南京等地举办傅抱石东北写生画展。在其最后的十六年艺术创作活动中，问世作品亦至少达千件，估计傅抱石一生留有作品约两千多件。如仔细统计，加上各类习作、未完成稿和笔会应酬工作，总计应有三千件左右或略多一些，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实物材料和佐证，是鉴定傅抱石作品真伪最可靠的“参照物”。

怎样才能真正鉴定傅抱石的作品呢？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多读傅抱石作品的原件。读画绝不只是看看而已，其中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和研究，真正读懂傅抱石的作品；只凭一些傅抱石作品的各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评价、赏析之类，对于欣赏傅抱石作品的读者或爱好者来说或许是有益的，但是对于鉴定傅抱石作品来说，是毫无实质性意义的。由于书画鉴定的特殊性，要想有所成就，鉴定者本人应该对书画有所实践，对书画懂得越深刻，他的鉴定能力会更高一些。

要判定一张书画作品的真伪，若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作品，即圈内人士说的所谓开门见山者，或许比较容易，但若作品并不“开门见山”，那就要费一番周折去仔细审视、鉴别，多方考证而后才能定论。其实，所谓开门见山的东西也绝不是过眼即可定音的，许多“假错案”即常常出在这些“开门见山”的东西里。更可恶者，若鉴定人士私欲极重，良知尽失，或浅薄自大，鉴定的后果更为可怕。傅抱石是距我们并不很远的现代画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强烈，开中国画坛一代新风，传世作品和文献十分丰富，他的许多同辈人至今健在，而如今在对其作品的鉴定上却仍会发生那么多的“案子”，可见鉴定这门的学问大着呢！鉴赏家的真才实学和诚实严谨的品格是鉴赏之道的灵魂，除此无鉴定可言。

要读懂傅抱石的作品，当然少不了要对其作品风格的形成和演变有所了解。如去日本留学前，主要是临习古人的作品，而去日本后明显受到日本画的影响，所谓日本画的影响，应该说除了一些西洋画(主要是水彩画的因素)外，根本的还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和发展。抗战时期，傅抱石独特的画风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成为傅抱石对中国画史论开创性见解最强有力的论据。

笔墨的认定应该是中国书画鉴定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傅抱石曾经指出：“中国画从技法角度来说，实质上就是怎样用笔用墨的问题。”对于中国画来说，首先是用笔，因为用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用笔来完成的，而用墨所留下的墨迹则常常是用笔轨迹的记录。每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笔习惯，这种习惯是书画家终生握笔、千锤百炼的结果，更是各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其长期的书画实践中的反映，有其自觉与不自觉的必然轨迹。尤其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必有强烈的反映其个性的笔性特点，这种笔性特点，不管其一生如何多变，内在习性始终存在。对于傅抱石也是一样，从我们现在可见到的他早在1925年(乙丑)为振清先生所作的山水四条屏，以及《策杖携琴》学倪云林、《竹下骑驴》学米芾、《秋林水阁》学龚贤、《松崖对饮》学程邃等等作品，虽系拟古之作，但已具傅抱石独特的用笔“笔性”了。尽管傅抱石自称他是“亦步亦趋的临写”，并且警告：“画家最忌的是变成无缰之马，信笔挥洒，自以为是。”然而他“对于画面造型的美，是颇喜欢那在乱头粗服之中，并不缺少谨严精细”，落笔时“解衣磅礴”，忘怀一切，自有我在的激情。傅抱石的这种笔性特征，从初见端倪、不断发展至逐渐成熟，又从日臻完善到炉火纯青，在其以后的四十年笔墨生涯中一以贯之。

傅抱石用笔的最大笔性特征是他的散锋笔法。傅氏散锋笔法来自传统与其特有个性的有机结合，来自其深厚的学识和对传统独到而理性的认识。“乱头粗服，不能自成恬静的氛围，而谨严精细，则非放纵的笔墨所可达成，二者相和，适得其中。”在傅抱石那乱头粗服的散锋笔法中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度。这种法度正是他“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后才产生的。

千百年来气韵生动一直是评判中国画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它也是鉴定者水准优劣的试金石。傅抱石的真迹就有这种气韵生动的强烈感受，而伪作绝无这种感受。另外，对作品的纸张、用墨、用色、用印、印泥、印色、印文、落款、款识内容，以及是否有做旧的痕迹等等都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这些对准确鉴定傅氏作品都极有裨益。

一件作品流传有序，考证明确，有时甚至其他都可不考便可断定其真迹无疑，而且还可以作为日后鉴定的“参照物”。傅抱石在世时有大量作品问世，并在当时便被出版，无疑这些都是具有参照物性质的东西。据说，现已有假造这种有参照物性质印刷品的例子，但有“气韵生动”、“笔性认定”和“流传有序”的考证，这种假印刷品伪证也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在过去的鉴定中，印章鉴定似乎有较强的旁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早已成为过去，照相制版的印章以手工加盖之后，已无法鉴定。经常用印章的书画家都可以体会到：一方印章，即使是真品，用印时的手法、环境、条件、衬垫、时间等等的不同都可能印出不尽相同的印迹，所以在照相制版术之前，印章也只能是参考，何况今日。过去，真印假画、真款假画的案例不是也屡屡发生过吗？再则，人可过世，而印可留传；纸张也是如此，只不过纸张用一张少一张罢了。

款识之类也并非一些人以为的有那么大的佐证分量。在现代的一条龙分工合作的小作坊式的造假过程中，特别是字款或题识不多的款书，或相对较易造假的款书，如傅抱石1940年代前后喜用的篆书款，有时被造得很难分辨。其中还有“先款后画”者，反复在设计好的落款位置上造假款，许多张里或有一二特别可以“乱真”，便用其再造假画，这显然比先造假画再造假款更容易欺骗鉴赏者的眼睛。所幸的是，殊不知膺品本身会“坦白交代”，蒙不过严谨的鉴赏家。

曾有人以为从傅抱石作品的用纸来鉴定真伪有较大的意义，或许是这样。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傅抱石几乎是什么纸都试用过——只要是他在当时可能搞得到的。傅抱石比较喜用墨色反应较好的皮纸，据考证傅抱石用的皮纸，抗战前后多是贵州、四川产的土纸。他对各种纸张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试用之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定其优劣，决定取舍。笔者注意到宣纸，各种宣纸，特别是煮锤类的宣纸，傅抱石从来没有放弃使用过。以用纸来佐证傅抱石作品的真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很有力，例如明明是1960年代前后生产的纸张，而落款的年份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这显然就有问题。但问题正如要读懂和认识傅抱石的作品一样，用纸问题上也首先要认识各种纸张的特性，包括水墨在纸上反映出的效果。傅抱石喜用较厚实的纸张，因为较厚实的纸张才“吃得消”他那独特的用笔方式，如下笔重、速度快、猛刷猛扫、反复加工等等。

作为研究者只从印刷品来观察显然不可能有较完整的认识，甚至从已经装裱完备的原作上来看，都不一定能全面了解认清。我们有幸能从傅抱石的遗物和遗作中去认识，对比研究古人，这是个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笔者曾见过傅抱石生前用过的纸张，一般都较厚、较结实，有的甚至厚得如已托裱的镜片一般。皮纸(麻纸)厚得如三层夹宣一样，而且湿水和不湿水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揭开，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但这类纸张尺幅都不很大，且没有一定的尺寸规范，显然都是过去民间作坊所为，原本并不是用来画画的，在傅抱石的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用这类纸张画成的作品。不仅如此，因为这类纸张的易揭性，傅抱石生前也曾利用过纸张的这一特性，作品画完之后将其一揭为二，最上面的一层拿去付裱。这样一揭，原先用的水、墨、色等有相当部分便留在了下面的第二层上，而上面的一层原作便产生了一种特别明快水淋的感觉，然而要保留用笔很重的习惯，却又不是很薄的纸张可以承受的，这就是装裱以后令人费解的原因，误认为傅抱石用的是薄纸，其实不然。此外，有时剩下的第二层，傅抱石觉得其可自成一画，再行加工而成一张显得非常别致的作品的事也是有的。当然，也有傅抱石生前未及处理，而后有好事者添加使之“完成”，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有山水，有人物，亦有人景山水。我们有时在某些画册上看到两张傅抱石的作品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墨色感觉相异，常常一张有款而另一张无款，或有印无款(印是后人加上去的)，就是这种情况。傅抱石自己曾说：“拙作的面目多，几乎没有两张以上布置相同的作品，实际这是造化给我的恩惠。”但是这并不妨碍傅抱石同一个题材画上许多遍，甚至几十遍。

这里的情况大致有二：其一，反映出傅抱石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再三反复而后成；其二，特别是1949年以后傅抱石名声愈隆，各种场合求画者甚，为了应酬，常作某些题材。他在创作《西陵峡》一图时，一次落墨多达数十张，铺了一地，他从中选出自认为有加工价值的加工完成；应酬时，常画《观瀑图》《听泉图》之类题材。在傅抱石的遗留画稿中有许多未完成的作品，是每个研究者、鉴赏家十分宝贵的研究材料。因为傅抱石的性格和习惯是只要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作品，他的态度是“毁去它”，有的是画到半途觉得“不能成立”，或“既经写完而仍不符我之所预期的，我也毁去它，毁了之后，这个题材就暂从缓议”。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是傅抱石留下来的手稿都有它被留下的理由和艺术价值，因为不是如此，便会被“毁去”。难怪据熟悉傅抱石的同辈人回忆，在傅抱石的洗手间里有很高一大叠被裁作“卫生纸”用的“不能成立”的画稿。由此，给我们鉴赏者一个启示，除以上论及的“揭纸”情况之外，傅抱石画中造型和笔墨几乎完全一样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山水树石部分则更加不可能。我们在鉴定傅抱石作品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所谓“高仿”的膺品，常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当然也绝非这一点，假的终归是假的)。傅抱石喜用吸水性适中的纸张，完全不吸水的熟纸，他也是很得心应手。笔者曾见过他在熟纸上画的山水，因为作品未经装裱，所以从反面看得出是一张熟纸，如若将其装裱之后，很难让人相信是画在熟纸上的。该作品全画水墨，墨法高超而讲究，用墨之独到，也是认识傅抱石作品的要素之一。

笔墨，笔墨，有笔才有墨。笔性在傅抱石的墨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用笔的节奏感又是构成傅氏独特用笔笔性的极其重要方面。这种节奏感，通过用墨被迹化于纸素，这种节奏感源于傅抱石作画的状态，与散锋笔法一起组成了傅氏独到的“笔性”。傅抱石作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见过的人并不多，但这不要紧，傅抱石自己曾这样描述：“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这不是神话，《庄子》外篇记的宋画史‘解衣磅礴’也不是神话。”在这种状态中挥毫所留下的笔迹，只有大量仔细审度和研究傅抱石作品的真迹原作才可能有所感受、有所认识、有所体会和理解，从而对鉴定傅抱石作品的真伪有所帮助。画面上的墨迹(包括颜色)都是用笔用墨的结果，用墨的明润、淡墨重叠、反复积墨、色墨混用、干湿并举、染墨结边造型等都是傅抱石用墨独到之处。尤其是积墨到浓墨后，又以焦墨提醒，却能透明腴润，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漫不经心当中完成的，给观者一种经营再三又巧夺天工的感受，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近年来，傅抱石的作品价位一再攀升，屡创新高，同时，这似乎也刺激了造假者手法的攀升。造假者利用现代刊物、现代印刷技术，利用权威性的人和事，利用专家、学者、特殊身份的鉴定者，利用权威性的单位、出版机构等等制造假佐证。造假先造“参照物”，假画推出之前假证已经流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欺骗性，逼迫读者和藏家就范。这种手法常常需付出较高的成本，但一旦得手则利益更高，故此类手法有愈演愈烈之势，是近年傅抱石假画案的重要特点。

例如利用香港一权威性书画收藏性刊物，千方百计使假作在上面刊出，像傅抱石的《雪拥蓝关图》一幅字款多，一幅字款少，但却都是“乙酉小雪前五日”傅抱石款。傅抱石为何一日之内画两幅几乎一样的一优一劣的作品呢？！而且，画幅尺寸长宽只有一公分之差，手法亦显得太简单了，但是请别小看这种手法，它也往往得手。在同样这本刊物上发表的《毛泽东诗意图》虽被识破，据说它照样被人高价收去，那就得靠“权威人士”或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故事讲得好了。

又国内某某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傅抱石精品集》，收录了不少傅抱石精品的同时，也夹带了傅抱石伪作之精品，这着实不得不令人吃惊。国内美术出版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怎能让人不信其之真实性呢，人们不会怀疑，不敢去怀疑，就像利用有名的博物馆展出傅抱石的伪作一样，让人不敢相信其伪，做伪的比真的还要堂而皇之。

2003年，有人专程带一幅傅抱石的作品《松风观瀑图》来南京傅抱石纪念馆要求鉴定，画一打开便是一件明显的伪作，而且水平低下，可是来者声称这件作品曾发表于1986年4月《新美术》和《浙江美术》第四期，以及12月出版的《浙江美术学院学刊》，作品尺寸为94×47厘米。同时，来人当即从包里取出一本十分陈旧的上述“学刊”。此份“学刊”之真伪笔者未加仔细鉴别，但略加比对，显然“学刊”封底所刊署名傅抱石的《松风观瀑图》，就是来人带来要求为之鉴定的作品。注意，1986年前傅抱石的作品在海内外已经有较高的价位，但尚还不如近年来的飚升之势。

2003年至2004年期间，有人给傅抱石纪念馆寄来呼吁应隆重举行傅抱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信函，提出了宏大的计划和建议，同时寄来了一些傅抱石作品的照片，并表示如若需要可提供作品参加傅抱石百年诞辰活动中的展览。此外，还提供了一些收藏者的名单、工作单位和身份及收藏的傅抱石作品目录，从照片上看作品的水准并不很差，其中有一幅《携琴诗友图》上题款：“商吾先生嘱政。甲申九月新喻傅抱石东川写。”商吾先生是谁，不得而知，但是1943年(癸未)、1944年(甲申)与傅抱石交往颇多的却有一位“王商一”先生。“癸未双十”傅抱石曾给王商一去“信”，书信内容题在一幅人物画的右上段，并于此前的“癸未六月”曾赠画《萧然放艇学渔人》一幅给王商一先生，此画王商一先生后又转赠别人，在傅抱石款下方王商一题：“绍唐我兄惠存，王商一转赠。”印有王商一白文章一枚，此画现存南京博物馆。仅此一点可知作伪者并不了解史实。另傅抱石给王商一的“信”上将商字写成“啇”并非一字，只是汉字中的一个偏旁，傅抱石写道：“啇一吾兄⋯⋯”而作伪者却变成了“商吾先生”，误认“啇一”下的“一”为多余，岂不可笑。其实这一误是致命的，傅抱石是不可能有此失误的，尽管他将“商”字误写成了“啇”。

略举傅抱石作为案例一二，以证前论，不知当否，还请专家学者赐教，不胜感激。

2002年2月写于傅抱石纪念馆

2004年8月增补